欲以重金赎，又遭别离恨

1945年10月，八年浴血抗战之后，张伯驹已经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平。刚一回来，他就又托柳春农打探起了“二希”的下落。幸好，“二希”仍在郭家。只是郭世五本人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二希”如今的主人，是他的儿子郭昭俊。至于价钱，也早不是当年的二十万大洋，郭昭俊说得明白，一口价———黄金一千两。

张伯驹知道郭昭俊这是在漫天要价，并非真心想把“二希”卖给自己。他只能不断求人和郭昭俊谈判，希望能将价钱讲下来一些，郭昭俊却一点也不肯让步。

细一打听张伯驹才知道，此时郭昭俊早已投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门下了。而郭昭俊送给宋子文的“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给郭昭俊。

“二希”回到郭家之后不久，《快雪时晴帖》也结束了半个中国的漂泊回到了南京。至此，历时十载，累计行程超过两万里的国宝西迁宣告结束。在这十年之中，故宫护宝人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逃过了长沙轰炸、重庆轰炸、贵阳轰炸、成都轰炸；他们在绵阳不慎翻车，在峨嵋遭遇大火，在重庆和肆虐的白蚁不懈抗争；文物运往乐山的途中，年轻的朱学侃不幸遇难。十年间，拖家带口的护宝队伍里也不断添着新丁……经历了这一切之后，1947年底，16698箱国宝安然无恙重返金陵。

然而，这些国宝将要面对的，是一次更加残酷的分离。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忽喇喇大厦将倾，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

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则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坐镇南京。

马衡托病不出，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了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徐森玉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调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此时，庄尚严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庄尚严曾经出生入死保护了十年的《快雪时晴帖》，又一次被交到了他的手中。1949年年初，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漂洋过海，在台湾的基隆港登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