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那年进了古玩铺

石：陈老，上海刚刚开过世界华人收藏大会，上海的文艺界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海内外收藏家的反响都很热烈，这件事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会议期间，来自全国的收藏界朋友一直惦记着您，如果你能出席的话，那就太好啦。会上，大家说到您，认为您的大作像《古玩史话与鉴赏》、《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等等，非常有历史价值，而且生动丰富。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写作这些故事的？

陈：史贵存真，不能胡编臆造。我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东西呢，除了我自己的经历，还采访了许多老人，跟他们聊出来的。

我们家是个大家族，很多人与古董行有关。祖父在北京开银楼，他是一个银匠，我父亲后来也做了银匠。那跟古玩有什么联系呢？过去宋瓷口沿残的需要镶口，那就是银匠的活。我的大爷(伯父)陈中孚宣统二年(1910年)就来北京古玩铺学生意，他当时是跟后来的大古董商岳彬一块来的，是由我的表舅爷常惠川带来的。表舅爷是给清宫里头的庆小山当管事的，庆小山专门负责宫里的古玩陈设，他也就和古董行、古玩商来往密切，还跟着买了一些古玩。

石：您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进的古玩行，并且逐渐长大。

陈：我是这个家族的长孙，小时候念《四书》，写毛笔字，学古玩。10岁那年进入伯父的文古斋当学徒，慢慢看到伯父的儿子上中学念书，而我老当学徒，于是也想上学，渴望新式教育。先是认识了一个地下党，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后来和同学杜国元一起，准备去解放区。结果阴差阳错我没有走成，只好回来和家里谈判，最后家里同意让我念书。我在辅仁大学念过经济系，在华北人民大学毕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入了团、入了党，于是就参军南下当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兵工系统教了30多年的马列主义课。

写书，是为了“以人为鉴”

石：那您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重拾话头，着手写琉璃厂古玩铺故事的？

陈：那是1985年以后，我那兵工管理干部学院要撤消，领导要让我去经商，我说我干不了，就等着不久离休。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采访那些古董商。那些老人当时还都健在，20多年来我采访了500多人次，那时候跟我常来往的有十几个人，我几乎天天去拜访他们，采访两三次以上的有50多人。他们这些老人也说，如果他们这一代人死了，谁想写也写不出来了。我一边写，一边这些人就一个个相继过世了，如今只剩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一个了。

石：您是为我们抢救了一段珍贵的历史，那么在您写作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最大的体验和感触是什么？

陈：古人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知荣辱。”我写书坚持实话实说，把隐蔽的许多事情说了出来，其中很多事件发人深省，甚至沉痛。比如说，常惠川把我伯父和岳彬从乡下带来京城以后，他有一个鼎，他原本以为是夏商周三代的东西，后来鉴定下来是秦的。这样就买贵了砸在手里，在老家存了不少年。到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常惠川也已故世，他的儿子是我的表大爷，就把那鼎拿到文古斋我伯父那里去了，说让他保存着。1947年的时候，我伯父陈中孚偷偷和岳彬一起把那鼎低价卖给了一个美国人。我那表大爷知道后不乐意啊，说太便宜了你得给我买回来。为了这个事情，他经常从老家乡下到京城来回跑，来要账、交涉。这个时候，我们乡下那片正逢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战，有时候国民党来，有时候共产党来，当时也有农会，还有还乡团。农会的人认为我的表大爷老往京城跑，是去勾搭还乡团来着。因为这个，等到土改的时候，我的表大爷全家都给打死了，儿女都没有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就说这件事情，他们两人都是常惠川带来学古玩铺的，但是最后因为一个鼎的问题，东家掌柜都不给人家钱，让人家来回跑，因为这事让他绝了后。这里头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岳彬和我大爷陈中孚他们俩在做人上都不怎么的，所以最后他们的结果也不好。因此，我感觉到写古玩就是要写这些，要写出“以人为鉴”的道理，不是单单的鉴定或买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