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知道什么是太监”

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

出生于1952年的北京,李银河经历了混乱时期里所有的运动和变化。

在内蒙河套地区的盐碱地垦荒屯田,又去山西农村插队,22岁,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去山西大学,被分到历史系,在课后则自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王小波曾在文章《另一种文化》里记述过这个时期的一段轶事:

“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里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

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1977年大学毕业后,李银河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就在她去的第二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下半年,李银河又被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做些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之类的工作。26岁的她与同事林春合写了一篇《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被全国各大报转载。这篇文章被誉为“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

“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

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

美国教授的讲习班让李银河对社会学兴趣浓烈。她设计了平生的第一份问卷,跑到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散发,探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比如如何看待京剧。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陈述句,然后是多重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

李银河曾在文章《我的心路历程》中回忆这段往事:“还记得那时的人们傻得可爱,有的人不会在多重选择中选‘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里,却在每个问题旁认真地批道:‘这种观点太极端了’,‘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我拿着收回来的问卷,为他们对问卷调查的无知和认真劲感叹不已。”

当时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几乎为零。此前受苏联取消社会学的影响,有人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社会学,以致社会学学科在1953年被完全取消。

直到改革开放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于1979年提出要恢复社会学,并请社会学家费孝通帮助重建。当年的讲习班正是在费孝通邀请和组织下开设的。

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李银河知道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于是她联系了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并在当年的入学申请中写道:“我想了解一般人对通常事物的看法是怎样的。”

“因为动乱中的社会非常怪异,人们的思维和逻辑都是混乱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疯人院。‘文革’期间广西还发生过吃人事件,正常的理智无处可寻。”李银河至今记得当时申请出国时的想法。

1982年,李银河赴匹兹堡大学就读,那时她正好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