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芭蕾比赛中，除规定动作外，参赛者还需跳一段原创剧目。李春华说，她的学生参赛时，跳的都是舞蹈学院老师自己编舞创作的芭蕾，配上中国音乐，效果很好。“我的一个学生参赛时穿着小旗袍跳芭蕾，增色不少，给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中国芭蕾原创作品的一大软肋是“语言表达问题”。毕竟是舶来品，“如果没有用好，会使观众产生奇怪的感觉，就像拿筷子夹牛排吃。”李春华说。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独特的”——有人认为是“奇特的”——芭蕾样式，是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脚尖旋转结合而产生的。

燕冰曾是芭蕾舞演员，但从未跳过主角，原因是领导认为她“技术旋转很好，舞蹈语言很差”。年近六十的燕冰坦率地说：“我小学毕业。年轻时练舞，都没看过外国人演的芭蕾，你让我怎么表达？就知道死练功。”她现在的用武之地，是在家辅导自己的孙女跳芭蕾。

经典政治符号的尴尬

从前的“运动员待遇”如今早已成为历史。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黄民暄说，中芭的约60名演职员的工资都要靠市场，他们必须为在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而“拼命干”。

而这位上世纪60年代的舞蹈演员当时之所以选择芭蕾，恰恰是因为“家里穷”，一进舞蹈学校，就“吃住什么都有了”。

黄民暄将内心的些许失落感归结为“表演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各有各的观众群”。

在市场经济洪流中，芭蕾却早已被精明的商人们相中。贴上“塑造高贵气质”的标签后，各大健身房都开设了芭蕾舞训练课程。一些专业芭蕾舞演员和学生，到健身房兼职做起了教练。

辽宁芭蕾舞团的一名青年男演员说，他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最顶尖的男女主角，月收入可以到1万元”。

一些芭蕾舞演员不得不走穴赚钱。在北京某国大使馆举办的晚会上，一名自称是北京芭蕾舞团的女演员为宾客跳舞助兴，其中就有《红色娘子军》的片段。所谓红色经典所包含的革命隐喻，在红男绿女的推杯换盏中悄然隐匿。

对当年那些热爱红色芭蕾舞的观众来说，《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这样的剧目成了虚妄的怀旧噱头。

“票价那么高，演得那么烂，主要是完全没有当年那些演员的政治激情。我再不会看中国的芭蕾了。”陈女士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在看了中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后，她感到很失望。

那天的演出是不对外售票的。陈女士的座位在前区7排，后面两排坐着一些人们熟悉的公众人物。来看演出的，多半是她那样的1950年前后出生的人。如果商演，她坐这个位置的票价是1680元。

“要自己掏钱，我宁愿看百老汇的歌舞。起码，那些演员的大腿舞跳得地道。”陈女士说。

中芭也试图走低价路线，放下身段到大学演出(比如在北京大学的演出票价为20~85元)。可是，一名看过中芭革命经典演出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说：“没什么意思，一点不好玩，音乐和舞美都怪怪的。”

但李春华却更愿意认为，尴尬局面是好演员不多所致。她说，中国有很多传统的广场艺术，比如秧歌。“这些民间舞，拿着扇子，或打把伞就能跳了，但芭蕾是需要环境和严格训练的。”

然而遗憾的是，现在真正喜欢芭蕾而且勤奋刻苦的学生很难找了。“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娇生惯养的，难啊。”李春华感慨道。

不可否认，在国家意识形态隐退后，芭蕾与政治疏离，然而其独立的市场却远未成熟。除了在国外演出，一年一度的国内贺岁芭蕾演出季，也许是中国各芭蕾舞团谋生的最大契机。

从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2月1日，中央芭蕾舞团在国家大剧院、天桥剧场和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推出了20余场形式各异的演出，先后上演《红色娘子军》和《平克·弗洛伊德摇滚芭蕾》等中外名作以及芭蕾专场晚会。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总不忘强调自己的观点：芭蕾不是高雅艺术，而是大众艺术。像这样的“演出季”，中芭已进行了11年，每场演出收入大约15万~20万元。无论买票还是持赠票，年终岁末看芭蕾，已成为部分中国人的习惯。

李惠子(中国特稿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