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传统文化受到国人愈来愈广泛的关注。党的文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渊源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反复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在知识界引起广泛的讨论；读经和各种形式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也自发地在民间迅速广泛开展。有关国学或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和地位等问题引起了上上下下的关注、思考。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反映出文化的觉醒，预示着中华文化发展新时期的到来。

在这样一个大潮流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尤其是因为近代以来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着主导地位，又曾经历了“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因此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就更是很自然的了。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

提起传统文化，常有人疑虑：其中有没有糟粕？哪些是糟粕？是糟粕多于精华还是精华多于糟粕？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作一定的历史考察和分析。我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于古代宗法等级制社会，自然有其时代性。时代不同了，为旧时代服务的东西不能适应现代需要，就成为糟粕。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糟粕，也不在于是糟粕多还是精华多，而是总体上对传统文化应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和态度。半个多世纪前，钱宾四（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曾提出，任何一国的国民，对其本国的历史、文化，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今天我们也应该带着“温情和敬意”，而不是满怀疑虑，甚至鄙弃的态度看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性质是二重的。一方面，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内容；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不同时代的发展中又贯穿着共同的基本精神。在长期的发展中，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糟粕不断被淘汰，而其基本精神则代代相传，并不断获得新的时代精神而丰富发展，形成了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总体上看，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正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塑造了我们的面貌，使我们成为中华民族。没有了中华文化，中国人也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也就不再是中华民族，即使国家经济有所发展改进，其改进也只“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和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所以，我们是要批判、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但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抱着传承、发扬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热情来审视、对待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在这一过程中，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虑：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难道“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搞错了吗？我认为，回答这些疑问，还先需对“五四”传统加以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这样的批判，就不可能实现向民主共和的近代社会的过渡。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打倒孔家店”并不能正确代表“五四”精神。陈独秀曾经说过：“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不足取，……使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答〈新青年〉爱读者》）“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动，在今世虽非善行，亦非恶行。”（《阴阳家》）可见，他们当时并不是全盘反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而是针对着以“三纲”为中心的封建礼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激的思想、口号，诸如“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统统扔进茅厕去”等等，并不代表运动的方向。而今天我们提倡国学，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也非全盘继承照搬，而是要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批判和剔除其不合时代要求的糟粕，继承和发扬其具普遍意义的精神内涵，是对待传统文化应有的两个方面。“五四”至今已过去80多年，时代不同，社会的需要也就不同，两个时期各自凸显了一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非但不是否定“五四”，而且应该说恰恰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钱逊）

作者简介：钱逊，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