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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发展与都市的繁荣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7 年 10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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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徽商足迹几遍宇内,对促进沿江区域市镇的兴起与繁荣,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知道,沿江区域一些较为出名的市镇,大多兴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公元1465—1505年),而勃兴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公元1522~1620年),这一时期,也就是徽商特别是盐商获得长足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不妨引用一些史料来说明徽商在促进都市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

唐宋间的江苏扬州,是江南较为繁华的都市之一。明清时期,这里跃为以盐务为主的商业中心。正如《两淮盐法志·杂记》中所云:“维扬天下一大都会也,舟车之辐辏,商贾之萃居,而盐荚之利,南暨荆襄,北通漳、洛、河,济之境,资其生者,用以富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萃居”维扬而牟“盐荚之利”的商贾,主要的不是指其他的商团,而是指徽商。万历《扬州府志》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藉淮扬者。”再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60名。难怪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9中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中华两千年史》的作者邓之诚也说:“扬州盐商至万历之后,日见兴盛,皆徽州人也!”

明清时寓居扬州的徽商,以歙县人居多,—般被称之为“盐商派”。他们人数众多,财雄势大。万历《歙县志》“食货”篇中说:“邑之盐荚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连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民国《歙县志》“风土”篇中进而指出:明清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籍商人有江、吴、黄、程、汪、徐、郑、许、曹、宋、鲍、叶等12姓人。在两淮盐政八总商中,歙人“恒占其四”。

居扬徽商在服饰食用方面,确实是挥霍无度,同于王侯。在购园建宅、设置书院、举办诗文会(馆),藏版刻书,以及营建戏馆等娱乐场所方面,他们也是不惜巨资,所费动辄数十万。特别要提到的是,扬州素以园亭之盛甲江南,而这与居扬徽商的大规模投资分不开。我们知道,当年乾隆南巡时,扬州是主要落脚点。在乾隆来扬州之先,徽商便大兴土木,“兴宫室,建园池,营台榭,屋宇相连,矗似长云。”如徽籍盐商巨头汪石公妻汪太太,在乾隆来扬州前数月,便与盐商“择荒地数百亩,仿杭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乾隆抵扬州前一天,汪太太见亭台园榭之旁还少一方池,于是又“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即乾隆)大赞赏”。

明清时居扬徽商促进了扬州在经济、文化、教育、市镇及园林建设诸方面进一步繁荣。清人孔尚任说“东南繁华扬州起”,扬州在东南率先繁华,徽商是尽了大力的。

徽商以治盐业为“大者”而“藏镪百万”,促进了都市的繁荣,这主要是明中叶至道光年间的事情。然而,徽商所经营的项目中资格最老、时间最久、对繁荣都市影响最大的,还是茶叶、木材、典当、银号、“文房四宝”诸项目。

徽州茶商,至少在唐代就已出现。唐人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提到:当时祁门县“业于茶者七、八”,“给衣食,供赋悉恃此。”宋代,徽州产茶地及品种增多,茶商更为活跃。明清时期,徽州茶商在商界名声很大,“祁红”、“屯绿”闻名天下,国内一些大的市镇几乎都有徽州人开的茶庄。

徽州木商,在宋代已十分活跃,宋室迁都临安(杭州)之后,大兴土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木材是由徽商贩运去的。宋时在徽州任司户参军的范成大在《骖鸾集》中记载说:休宁人“多以种杉(木)为业”,杉木“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明代,京都皇木多由东南各省承办,徽州木商乃居其中大头。

典当商在徽商中也占不小的比例。如,明万历年间,仅河南一地就有徽商汪克等人开的当铺213家。明崇祯年间,休宁人汪箕在京都设“典铺数十处”。

徽商中的金融商也为数不少,较出名的要数清代绩溪人胡光墉。他最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在内地各省设“阜康号”银号,并经营中药、丝茶,积资数万元。

徽墨、歙砚素负盛名,故徽商中的文具商也是资格老、生意兴隆的。就拿墨商中的“胡开文”派来说,自同治、光绪年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末近百年中,国内至少半数以上省城有“胡开文”墨坊、门市部。

概而言之,历史上大凡较为繁华的都市均有徽商经营,而敞商的资本一旦渗入这些都市,便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它们的繁华。诚如马克思在考察商人资本时所断言:“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谕的。”

来源: 中国发展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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