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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晋商的衰落:思想保守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7 年 0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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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我们已知明清晋商衰落之大体情况。如果我们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观和自身、外在和内在因素作一探讨。笔者以为其客观和外在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 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沙俄获得了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俄商得以深入到库伦、张家口一线,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先后在库伦等城市开办洋行,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 300万卢布,比签订《北京条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说:“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 200余万两。(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 3月13日奏折)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山西票号之利也多被外商银行所夺。江西巡抚李勉林说:“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东“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1869年《海关贸易报告·烟台》)宣统时,外国烟草公司处处排挤华商。如英美烟草公司以包捐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许售中国之烟”。(《天津商会档案选编》上11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连山西会馆也遭到列强霸占。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会馆,本为山西省官商侨居公议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竟被张幼仙勾结日本人霸占。更可恶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财政流失。如号称“金太谷”的山西太谷县,是山西票号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还国运田蹙,谷人之牵牛服贾于俄蒙地者,损失大半”。(民国《太谷县志》)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一些商人吸食鸦片,致“因富而败,精神萎靡……商务凋敝,烟丹流行。全县为烟丹每年开支四百多万银元”。(《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台湾商务版)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以伸进了侵略中国的魔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是德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国,都天京(南京)。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民反封建的秘密结社组织义和团,在山东举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的一部分从山东转战直隶,与当地义和团群众汇合,成为一股农民革命的洪流。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反帝斗争非常恐慌,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在京、津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了袁世凯手中,当时军阀混战,土匪纷起,社会不靖。在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清人徐继畲说: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徐继畲《松龛全集》奏疏卷下《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民国《太谷县志》卷四载:“商务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来,凡外设有分庄者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竟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因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来源顿竭,生计困难。”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说:由于甲午之战、庚子之乱、日俄战争,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去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被抢劫银两达 100多万两。民国《临晋县志》卷四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者常万余……陕省金融事业,归临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国肇建,陕省乱机四伏,盗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贾因之裹足,临民之操奇计盈者生理日形颓败,率多归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发生内战,在俄国的山西商人落荒逃归,因此而损失银达数百万两。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达 140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加之旧俄钞的贬值和废弃,又遭损失。如锦泰亨号就因此损失银24万两。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签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商取得无税自由贸易特权,山西商人在蒙经商遭到严重打击。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有资料记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说:“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放辛亥,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人压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税外,清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设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九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商、票捐、盐价加斤等各类捐输每年增加银20万两,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处,凡药、盐、皮、毛、烟、酒、煤、粮皆是厘金项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达31万两。另一种是滥征、重征商税。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伦诺尔地方“违例滥征”,以致“商贩稀少”。(清档军机处录副,期成额、观音保《为筹办本税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归化城监督福礼重征商税,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礼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将原由杀虎口征税货物,又在归化城重征,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征税银3200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四达、彰宝《查审归化城监督福礼收税一案》)光绪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号,由广东采办药材、药酒,运销直隶,途经天津,被钞关重征,以致商人赔累,被迫改道青岛,由山东运销直隶。

二、捐输频仍。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3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东商人情殷报效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一百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十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山西巡抚伯麟说山西现已捐输一百四五十万,约可得银200万两。但伯麟的这种“勒限催交”,就连嘉庆帝也担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清仁宗实录》卷11,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土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艰,解运难,山陕商人之资聚迪化州城,资财已经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过,以山陕商人在伊犁、喀什噶尔、古城等处皆设铺户为由,又令山陕商贾将上述地方商资兑充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不难看出,捐输之频,数额之大,已为山西商民之沉重负担。下面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输情况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千方百计搜刮商人。如乾隆初河东盐政白起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或纵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对商人进行种种盘剥勒索,白自从到任后,不仅“商人所送礼物,无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门,家人竟强索“门包银”,“家人门包,非八两、十两、十二两,肯不传奏”。(清档喀尔吉善《为奏闻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色任河东盐政后,即与河东运使吴运从、运城知县吴兆观“彼此串通”,在盐池搜刮盐商的银两。因河东池盐累累欠产,盐商纷纷告退,清政府又举报富户充商,富户皆视为畏途,达色乘机勒索。商人郭恩顺、郭丰泰、祁斯清为求告免充商,达色令出银4000两。后来郭等三家出银1040两,又买“玉达摩、玉鳖”二件贿达色,才得以免充。(清档四达、彰宝《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县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谋,将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饱私囊。以致“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风气”。(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

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适应向中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在彼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俄国建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临县碛口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缓,便于停船,从乾隆时始,山陕两地客商便在碛口经商,贸易十分繁盛,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家,有“拉不完的碛口”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这里的水路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来源: 中国发展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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