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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网上买卖个人信息
“侦探公司”在侦探Q Q聊天群、侦探社区、侦探论坛等网络平台上买卖个人信息，通过低买高卖，一条信息可获取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利润。
在这个所谓的“侦探市场”中，以牟利为目的的信息买卖非常普遍。目前较为流行的是在网站上建立侦探Q Q聊天群、侦探社区、侦探论坛等网络交流集中区，在这些集中区域，“侦探公司”将想要获得的或需要调查的信息发布在交流平台上，然后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其他“侦探公司”在获得这些信息后就可以联系信息发布者，将低价获得的这些信息高价卖给信息发布者，从中赚取差价，一条信息可获取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利润。
还有的“私家侦探”，通过多种渠道发布广告，称自己能查询手机电话清单、户籍房产及车辆资料、手机定位找人等，在接到客户要求查询电话清单、房产资料等业务后，就在网络交流平台上发布消息，寻找能满足客户要求的网民。这也促使“侦探行业”催生了另一种独立业务，即信息买卖，在自己获取大量个人信息后直接或通过中介进行贩卖，为其他“侦探公司”开展调查业务提供信息支持。
有关人士表示，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关键是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手机实名制的今天，要尽快制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对公民个人信息资料的自我保护、提供、拒绝、采录、使用、保密、诉讼及法律责任等，做出具体的界定和规范，明确公民个人信息使用过程中相关的权利与义务，并完善侵犯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制度，用基本制度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管束，切实保护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据介绍，目前刑法修正案增加了相关条款，将有偿或无偿泄露、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了刑事处罚的范围，不仅加大了打击力度，而且触动了某些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单位，促使其出台新的制度约束信息管理内容和形式。但是该条款还需进一步制定司法解释细化适用标准，指导司法实践。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网上Q Q群。这些Q Q群里的成员由全国各地的“私家侦探”组成，这些人掌握各种信息资源，通过Q Q群建立联系，互买信息，互相获利，成为个人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法官建议，对该类网络联盟的监管应予重视。
案例一
住址泄露引发血案
一起因电信运营公司泄露公民信息引发的杀人血案，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内。
2008年9月的一个周末，被害人王某跟以往的周末一样在家中休息。这时候，突然有人敲门，门外的人自称是快递公司员工前来送货。王某将门打开后，这名敲门的男子立刻抢进屋内。王某这时才发现，这人是他女友的前夫安毅。安毅与前妻离婚后，一直想要复婚，而王某则成了安毅和前妻复婚的最大障碍。几言不和，双方立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时，安毅从裤兜里掏出了预先准备好的刀，向王某的肚子上扎了两三刀。王某被扎后跪在地上，安毅又向王某脖子上扎了一刀，王某当场死亡。2009年7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安毅死刑。
王某及其女友从未将住址透露给安某，安毅之所以能在茫茫人海中锁定被害人王某住所，电信运营公司与目前社会上的一些“调查公司”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安毅供述，2008年1月安毅与前妻离婚后，他一直想和前妻复婚却没有得到前妻回应。安毅开始怀疑前妻已有男友，于是查询了前妻手机清单，发现一个号码经常出现；安毅又通过查通话清单，发现每周末都有一部座机经常与前妻联系。但安毅无法再查到更为详细的信息，无法确认王某的住址、长相等个人信息。
于是，安毅在网上找到了一家侦探公司———北京神州浩天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要求其帮忙调查王某的家庭住址和相貌。该调查公司的员工李某，找到了某电信运营公司的“内线”，查到了王某的通话记录和基本信息，随后李某将跟踪器安装在了王某的汽车上，最终顺利地查到了王某的家庭住址，并拍摄了王某的照片，将这些信息卖给了安某。安某掌握了王某的信息和日常行动后，在2008年9月的一个周末携刀前往王某家中，将王某杀害。
随着血案的发生，案件中调查公司起到的作用引起了司法机关的重视。北京市公安局对该案中涉案调查公司犯罪嫌疑人张荣浩等19人进行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张荣浩自2004年7月至2008年4月间，在北京市西城区注册了北京东方亨特商务调查中心等5家调查公司；其兄犯罪嫌疑人张荣涛于2006年5月12日成立了北京市都市猎鹰商务调查有限公司。以上六家调查公司的经营范围应为：市场调查、信息咨询。但五家公司实际均从事婚姻调查、调取他人手机信息、银行信息、户籍信息和追逃债务等业务。在以上公司非法经营期间，这些公司接受了大量的“调查业务”，获取了巨额的非法利益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公民信息泄露了出去。
据犯罪嫌疑人张荣涛交代，其经营的找人业务、查找户籍是通过通话记录找人，大概有上百起，犯罪嫌疑人张荣浩等人也交代了他们利用移动、联通、网通工作人员非法查询公民个人通讯记录和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从2004年7月直至案发，犯罪嫌疑人所经营的“调查公司”与电信运营公司内部人员泄露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严重危害了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